卓勇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积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市场主体发育壮大和转型提升的政策措施。有力地引导和促进了以企业为主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创业创新中快速发育，在制度变迁进程中平稳转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壮大，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

　　市场主体的数量较多且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浙江在工业、建筑业和商贸服务业三大领域的规模以上或限额以上企业，共计62145家，占全国13.0%，居各省市区第1位。另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07年，浙江个体经营户已达180.7万户，私营企业达45.0万户，均列全国第1，二者合计已达225.8万户，相当于浙江每22.4个常住人口即有1户个体经营户或私营企业。颠覆常人印象的是，浙江市场主体已不再是以小取胜，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浙江每一产业活动单位的平均就业人数，2004年已达32.9人，高于全国31.5人的平均水平，列全国第8位。

　　市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类型分布比较合理。2007年，浙江在工业、建筑业和商贸服务业三大领域的规模以上或限额以上企业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占2.6%，私营企业占66.1%，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4.0%，其他如各种股份制企业等占17.6%。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浙江的机关和事业法人单位2004年仅占全部法人单位的7.9%，全国平均水平则为17.4%，浙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5个百分点，一定程度地表明浙江政府改革比较领先；浙江的社团法人2004年已达9348家，仅低于四川，列全国第2，表明浙江社会组织发展领先于全国。

　　30年来，如果以非国有企业发展为主线，则浙江市场主体发展经历了三个标志性的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城镇集体企业发展较快，大致是改革开放前后至1982年。1978年，城镇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2.6%，农村集体工业占16.1%，国有企业占61.3%。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全省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体和个体私营企业，是在城镇集体企业的人才、技术和市场基础上发育形成的。到1982年，由于农村集体工业的较快发展，城镇集体工业占全省非国有工业的比重，下降到了48.1%。

　　第二阶段是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大致是1982年至1992年。1982年，农村集体工业产值占全省集体工业的比重达到51.9%，逐渐形成了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格局，1988年，农村集体企业比重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开始逐渐下降。

　　第三阶段是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大致是1992年至今。这一年，全省非公有制工业产值达到96.3亿元，随后迅猛增长。1992至1998年，非公有制工业产值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高达71.1%。1998年，非公有制工业产值首次超过集体工业产值，占浙江工业总产值的45.1%。2004年，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浙江私营及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的法人单位达到23.2万家，占全省法人单位的57.3%。

　　上述三个阶段之中，并重推进和穿插着两个互为关联的阶段，即股份化和企业改制阶段。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股份化阶段。1983年，温台地区农村出现了大批股份制企业，城市在1985年前后，一些企业开始以资本为纽带来强化各自联系，还有一些企业试图通过股份化方式来筹集资金，全省各地开始出现一批股份制企业。二是1992年至2000年的企业改制阶段。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于1998年完成，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于2000年基本完成，浙江绝大多数集体和国有企业都已改制成为产权明晰、多元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积累、高度活力的市场主体。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省委省政府在推进和加快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发展方面，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举措。

　　第一，解放思想，促进和支持基层与群众的创业创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企业主体非常弱小，调动基层和群众创业创新积极性，是改革开放初期直至90年代，加快形成企业主体的关键。

　　省委和省政府在按照中央部署，推进计划体制、国有企业等改革的同时，大胆从浙江实际出发，提出了加快社队企业、街道集体企事业、以及允许个体等一系列举措。1979年底，省委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省委［1989］75号），超越国务院提出的产业范围，提出社队企业要努力办好轻纺工业，成为浙江当时实施轻纺优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日后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1984年4月，省委在开展正确对待改革和改革者大讨论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加快城镇集体工业经济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省委［1984］9号），在企业自主权、分配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不仅有力地加快了城镇集体企业发展，对于其他类型企业发展也有较大促进作用。

　　除了一般性的政策规定外，省委省政府十分注意运用财税杠杆，增强市县和企业的创业创新积极性。1980年4月，省政府下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浙政1980［48］号，明确开始对地、市、县实行财政包干政策，形成了后来长期坚持的省直接对县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市县政府促进创业创新的长期激励。此后，省政府分别在1984年和1987年，系统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1984年8月，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浙政［1984］14号），提出了日后在全国著名、也引发若干争议的“经营费用进成本”规定，明确规定企业按不高于2%的标准，可以将经营费用列入成本，据说当时江苏实际部门十分羡慕这条规定。1987年1月，省政府发布《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经济政策的规定》（浙政［1987］2号），实施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减税，规定从1987年起，“乡镇企业所得税税负超过30%部分，减半征收”。这两个文件，可以说是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的经典性文件，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省政府于1985年4月还规定，农村家庭工业和联户企业应当同样享受国家对乡镇集体企业所享受的政策优惠（浙政［1985］24号）。

　　第二，着力引导，多层面推进集体与国有企业改制。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城乡集体企业“复制旧体制”问题日益显现，分配结构不合理，企业缺少活力，增长日现颓势。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经历了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承包制等改革之后，生产经营活力较弱的问题依然存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省委省政府引导下，一场持续近10年、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企业改制在全省深入展开。

　　深化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成为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改制的先声。1991年11月，时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还有3个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体改办等五单位关于深化企业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试点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浙政办［1991］192号文件），这一文件提出的实行全员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企业可以辞退富余人员等规定，都成为日后浙江企业改制的重要做法。

　　着力推进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从1993至1997年，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5个文件，引导农村集体企业改制的健康推进。在这些文件中，对于改制工作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有：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浙政［1992］30号）；量化企业部分资产的收益分配权给职工（省委办［1993］6号）；积极进行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增加个人股比重，重点吸收企业骨干入股，大力推进“小微亏”企业的租赁、兼并和拍卖（浙政办［1994］7号）。

　　积极展开城镇集体企业改制。1995年3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有关部门关于《深化城镇集体工业企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政办［1995］2号），提出把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成为多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一些重要的政策是：鼓励职工个人特别是骨干入股，适当增加职工个人股份比重，量化一部分资产的分红权给职工。

　　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从1996年至2000年，主要出台了4个文件。1996年2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国有工业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的试行意见》（浙政［1996］6号），最重要的一条改制做法就是，“吸引社会投资和出让企业产权”，将国有工业小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1998年4月，省政府发布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脱困三年规划（浙政［1998］6号），提出了“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的重要政策思想。2000年8月，省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转变职工的国家、集体正式职工身份的重要政策（浙政发［2000］187号）。2000年前后，全省县市一级的国有企业基本改制完毕，改制重点转移到了省属国有企业。

　　第三，积极支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省委省政府一条长期的行为主线。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政策主张以条款形式，开始出现在若干文件之中；从1989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专题发布了5个这方面的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4个文件。

　　关于发展城乡个体私营经济，最早的政策规定条款出现在1979年8月，开启了推动城乡个体经济发展的大门。省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事业的规定（试行草案）》（浙革［1979］95号），提出街道集体企事业“可以由几个人联合起来办”，“允许个体经营”。1981年7月，省委和省政府发布《关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若干问题的通知》（省委［1981］44）号，提出“开展多种经营，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强调要“放手让社员个人”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有两个重要转折点。一个是1986年2月，时任省委书记的王芳，在《红旗》杂志发表温州经济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另一个是1988年“82宪法”增加了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条款，浙江非公有制工业产值随即迅猛增长，都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主要有3个文件，主要是为了贯彻实施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而发布，进一步加快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个是1993年4月（省委办［1993］4号），即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的第二年；另一个是1998年1月（省委［1998］2号），即中共十五大召开的第二年；还有一个是2006年4月（浙政发［2006］1号），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件而发布的。

　　纵观浙江市场主体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快速渐进的过程，快速和渐进高度统一，形成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主流企业制度形式。如改革开放初期以国有企业为主，然后以城乡集体企业为主，接着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同时开始加快进行企业的股份化进程，以及注重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如中介组织等。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变化，不仅适合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的过程，也适合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认识逐渐明晰和提高的过程，有利于减少争论，赢得时间。

　　二是以过渡性制度形式推进渐进式改革。如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各种形式的挂靠等，在不同时期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都逐渐消亡，从而形成了过渡性的市场主体形式。如集体企业曾是浙江企业的主体，但到2007年，集体工业企业增加值仅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0.7%。这就使得在市场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一种无缝对接的局面，形成了高度平滑的过渡，极大地“熨平”了经济社会由于制度变迁而导致的动荡，取得了制度变迁成本最小化的成效。

　　三是在生产力发展中推进市场主体快速成长。改革开放初期，提倡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或是培育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主要还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城市和农村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增加城镇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又如对于集体企业改制，主要也是因为出现了复制旧体制、发展乏力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后，出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增强企业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痛下决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完善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变量。从以国有企业为主，到以个体私营和多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为主，标志着浙江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浙江基层和群众具有非常强的创业创新活力，同时也与党委和政府的引导支持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对于群众和基层的创业行为，政府顺势而为，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了容忍、默认、不争论、跟着群众走等做法；90年代以来，借助邓小平南巡东风，政府积极有为，积极推进城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大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入新世纪，在党中央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指引下，政府科学有为，统筹推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浙江市场主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卓勇良

    尽管我个人并不喜欢奥巴马这个人，但并不影响我为他的胜利而呼欢。奥巴马的胜利有着很多并不取决于奥巴马个人的因素，如希拉克的傲慢、麦凯恩的年迈、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因素，但却表明了美国的情绪、美国选民的希望，以及唯物主义者常喜欢说的历史前进的必然性等。

    奥巴马的胜利，表明着美国将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的时代。美国选民已经厌恶了那些充满着历史陈腐的老奸巨滑的政治家，他们希望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美国政坛，他们希望有一股年青的、有朝气的政治力量，让他们尽快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

    当然，奥巴马的肤色并不意味着他肯定能满足选民们的要求。但他至少能够知道，是美国人民的新期望，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让他来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前进。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一点，他至少应该能部分地满足他的选民们的要求。

    这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么一个已经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国家，居然也要开始改革，那么正在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又该怎么办呢？

    中国惟有加快推进改革来进行应对。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当前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否则这个泱泱大国，真的将又一次落伍。

――解放思想是浙江改革发展的根本经验

卓勇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解放思想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突破姓资姓社束缚，第二条主线是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

　　突破姓资姓社束缚，促使浙江高度尊重和支持基层与群众的创业创新，较快形成了市场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促使浙江坚持实施和逐渐调整发展战略，积极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重大举措，有力地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

　　浙江这两条解放思想的主线，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前，以突破姓资姓社束缚为主；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为主。两条主线一脉相承，一线多点，互有交错，互为促进，整体成为浙江改革发展迅猛推进的基本因素。这是浙江作为一个省区，在解放思想上形成的鲜明特点。

　　关于温州模式争论，是浙江解放思想、突破姓资姓社束缚的焦点。正是由于温州模式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促使全省加快形成了具有高度活力的微观经济基础，而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绩效，莫不以此为活力源泉。

　　一、“温州模式”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脱颖而出

　　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对于温州个体和家庭经济，省内一直有人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歪风”。相当一段时间内，温州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1]。

　　即使在温州当地，围绕着是否允许家庭和个体及股份经济，也存在着严重分歧。1975年时当地曾有这样的说法，“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防空洞，供销员是投机倒把分子”[2]。群众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动被说成是“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地下工厂”，一些支持发展家庭经营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穿连裆裤”，而被撤职或被开除党籍[3]。

　　对于温州经济最大一次打击是在1982年。这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随后，省委工作组来到了乐清。工作组认为乐清县委、县政府在经济领导工作上出了重大偏差，并决定抓捕人称“八大王”的八个个体户，当时除“螺丝大王”刘大源成功逃脱外，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被判7年有期徒刑。当年，柳市镇工业总产值比1981年下降53.8%，温州全市工业总产值则比1981年仅增长2.5%。

　　针对当时温州万马齐喑、工业停滞增长局面，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于1982年12月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专业户），希望“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消除干部群众思想顾虑。然而“八大王”阴影始终挥之不去。1984年春，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司法部门复查之后，温州市委终于在当时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给“八大王”平反，强调要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温州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和能人交朋友，共商加速发展经济的办法。

　　中国高层的一些智囊机关和研究人员也在思考。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安排剩余劳动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12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小强和白南生对于温州的调查报告《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报告欣喜地发现，温州农村的一些做法，对于农村商品生产的推动，的确是提供了“新情况和新鲜经验”[4]。

　　温州模式终于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中脱颖而出。198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带领省级有关部门人员，用半个多月时间，到温州的乐清、永嘉、瑞安、平阳、苍南等县，实地考察了一些家庭工厂和专业商品市场，并对温州农村经济的特点，家庭经营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正确引导和加强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王芳高度评价了温州自1978年以来的巨大变化。王芳指出，1979年以后，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找到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大部分地方特别是沿海5个县的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王芳认为，概括起来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形成了不同于苏南和我省宁波、绍兴地区的另一种经济格局[5]。王芳认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总的说来，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它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促使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6]。

　　历史将会记载，1985年是温州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中共浙江省委突破姓资姓社束缚，以省委书记调查报告方式，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的积极实践。当然，这时在省里仍有不同意见，如1987年，时任省委书记的薛驹批驳了这样的说法：“温州试验区，试验到什么方向去了？我看试验到对岸（台湾）去了[7]”。虽然这以后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还会出现摇摆。然而正是从这一年起，浙江已经给温州人民的这场伟大实践以正式的“注册登记”。

　　二、一场反对派缺席、超越意识形态的奇特争论

　　与此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和讨论也在此后展开，然而在一个时段内，这却是一场几乎是“一边倒”式的争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国内形成了一个以浙江学者为主，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展开姓资姓社争论的高峰。

　　我们搜集了1984至1988年，省内和全国主要学术刊物关于温州模式的学术论文共计64篇。对照温州市委党校网站关于温州“1990年以前文章”[8]计61篇的数字，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比较全面地占有了全国这一期间关于温州模式讨论的主要学术论文。

　　这些学术论文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缺少公开的反对派，呈典型的“一边倒”。我们在这些论文中没有发现明确指责温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也没有发现认为温州在所有制结构上出现重大偏向的判断，更没有发现指责温州农民自主创业存在种种重大问题的分析。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当时学术界对于温州模式已是一致赞成了呢？恐怕不能这么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后的一些报道中得到证实。如2008年4月，一位知名学者在杭州的一个公开论坛上说“有的地方和部门有误，只实行第二个毫不动摇”，还说他早就说过，“非公经济最好只占三分之一” ^[9]。而这位学者青睐的、认为应保持40%比重的集体经济，在2007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仅占0.7%。在这里，应该不会是浙江的实践出了问题，看来还是这位学者的理论存在问题吧。

　　其实，关于温州模式争论缺少公开反对派的原因，可以进一步有以下三点分析。

　　首先，仅有极少数人反对温州模式。根据笔者当年了解，虽然确有一些人、甚至不在少数，对温州那些做法存有不同的疑虑。然而，明确反对乃至把温州说得一塌糊涂的人确实不多，学术论文一边倒的状况，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当时对于温州的总体价值取向。

　　其次，少数派意见较少公开发表。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刊物具有压制少数派意见的习惯；但在另一方面，极少数反对温州模式的那些人，也缺少系统地表达意见的勇气和能力，这也使得一些严肃的学术刊物难以发表他们的观点。

　　再次，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温州模式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上的诘难会产生道德困惑。中国封建传统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要求，当年我们面对的也正是一个这样问题。到底是继续让温州人民受穷，坚守那种清贫的“社会主义”；还是让温州人民搞那些“资本主义”，摆脱贫困而富裕起来。

　　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于：究竟还让不让温州人民有一条活路？所以在摆脱贫困的强烈要求之下，包括学者在内的任何人，只要具有足够的道德良知，都会选择支持温州，而较难有其它选择。在生存权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温州模式姓资姓社争论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特点。

　　三、主要论敌是支持者自己头脑中的传统思想

　　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是浙江在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姓资姓社争论的焦点。从1986和1987年关于这场争论公开发表的文章看，总体比较温和。然而，我们透过那些支持者一边倒式的文字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暗潮汹涌，其中一些支持者“但”字后面那些很简短的文字，如果深入分析，都足以把温州模式置于死地。对于这一“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旷无师古的”[10]重大制度变迁，支持温州模式的学者们，与其说是与公开的论敌争论，还不如说，他们主要是和自己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在争论。我们也正是从温州模式支持者们满腔热情支持温州的论文中，看到了他们头脑深处存在的传统理论的深深禁锢。

　　1）表现虽好，成分可疑。温州模式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传统理论那里找到依据的，而从这种传统理论出发的分析，温州模式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做法。当时确实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循着这种传统理论的逻辑，对于温州模式提出了疑问。金宪宽直截了当地提出“温州农村特异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11]金宪宽认为，私营经济已跃居温州农村经济主体，已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不能相容。金宪宽发表于《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同样尖锐地指出，“我们看问题、想事情，总是不能离开‘主义’的”[12]。当然，这样提出问题并不妨碍这位学者积极支持家乡人民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他只不过是从传统理论中，逻辑地推理出这些疑问而已。

　　金宪宽是温州瑞安人，比当时的绝大多数学者更了解温州模式，所以也具有更多、更深的意识形态忧虑。针对当时多数论文对于温州模式“一边倒”的状况，金宪宽善意地提醒大家，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偶然性，“公有经济在比重上重新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应切实考虑到公有制在全国占居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13]

　　当时“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样的概念，同样制造了思想混乱。这就使得金宪宽提出，“以家庭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难以实现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总体构想”。同样，关于公有制比重可以在部分地区高一点的这种说法，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缺陷。如果若干个局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较高，同时这若干个地区又占有全国较高经济比重，就很有可能在事实上难以保证全国具有相应的公有制比重。这样的分析结果使得金宪宽十分困惑[14]。

　　2）仍属补充，方向正确。1986年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成了一个有10位学者的调查组深入温州调研，长篇调研报告发表于当年《经济研究》第6期。这份调研报告把个体私营经济当作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然后作出了温州模式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判断[15]。这种仅仅依据表面现象作出的简单判断，事实上反映了当时来自于国内最高经济研究机构的一流学者，还是无法逾越自己思想上的种种禁锢。

　　这一判断的逻辑起点仍是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且不说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提出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更何况当时的浙江学者已在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方民生1986年指出“我们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框架需要反思，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社会主义在实践和发展中，它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具体形式应该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实际出发进行重新思考。”[16]然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调查组的报告，却还是用传统理论图式来解释温州模式，一个“补充论”就把温州模式的基本性质进行了定位。

　　虽然“补充论”是就全国而言，但这一说法本身，在温州当地就站不住脚。1986年，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是温州农村经济的主体，且当时已有学者充分预见到，个体私营经济也将成为温州经济的主体。同时这种“补充论”没有深刻预见到个体私营经济强大的发展活力。

　　当然，这种补充论反映了学者们的一种权宜之计。即先用一些传统理论可以容纳的概念，然后以传统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温州模式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以达到先把反对派的嘴堵起来的目的，尽管这一目的事实上并没有达到。

　　3）限制雇工，引导联合。1986年初，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成了一支同样有10位学者的庞大调查组，在温州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题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温州模式”考察报告》，发表在《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3期。

　　上海媒体和学术界向来积极支持浙江改革开放，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报告也不例外。对于一些人认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大量存在，有碍于社会主义“纯洁性”的说法，上海社科院经济所调查组的报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并不是那么“纯粹”和“纯洁”，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期，要使农民从封闭、自给型经济转向商品经济，靠什么呢？城市国营工业基础很弱，乡镇集体经济又力量单薄，他们只能走上个体经济的途径。这样的道路比侈谈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让广大农民手捧“大锅饭”，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好得多[17]。

　　然而在大量篇幅的充分肯定之外，我们也看到了调查者的矛盾心态。在这篇调查报告末尾，作者忧心忡忡地说是不能不看到，温州出现了家庭工业向雇工众多的经营大户发展的势头，“是一个不能不予以重视的问题”。需要重视什么呢，调查报告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怕的就是雇工太多的问题。其实家庭工业向大量雇工的私营企业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如果不让增加雇工，就等于掐住了家庭工业发展之路。

　　调查报告对此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堵”的药方，就是“引导家庭工业向经济联合体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和指导，包括限制雇工人数”[18]。所以说，上海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在满腔热情充分表达之后，还是暴露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忧虑，他们其实还是认为，这温州模式毕竟还不是石骨铁硬的社会主义啊！不过他们的头脑也还算冷静，对于他们自己提出的这种所谓的联合体，强调要尊重自愿互利的原则，切不可有半点强制和勉强，更不可搞什么“运动”。

　　4）加强引导，促进规范。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一般地这么说说，其实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为任何经济现象，总是需要引导和规范的。然而问题也正是出在这儿，多数人是用传统理论、传统计划经济要求，来提出引导规范的问题，这其实是违反了温州模式的内在要求的。

　　马洪发表于1985年的一篇文章，建议合并县工业局和工商局，组成乡镇经委。这篇文章认为，这么做，一则是针对个体户、家庭经营业、万元户的情况，加强管理，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二则是把供销员等各类人才组织起来，作为乡镇经委组织生产、流通的力量[19]。先不说如何管理各类个体户，而那种把分散于千家万户、各行各业供销员组织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度集体偏好的乌托邦思路。中国改革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把各类供销员组织起来的成功做法。

　　有的研究者则明确提出，完善温州模式要适当加大“统”的功能。挂户经营是温州家庭工业早期的一种重要做法，即因各种原因没有取得独立法人地位的个体或联合体经营者，挂靠在集体或国营企业上，以挂靠单位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一些人士没有看到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形式，它会因制度变迁和家庭工业发展而消失，反而提出以加强“统”的层面，来完善挂户经营，要把“挂户经营”引向合作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轨道[20]。现在当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其实是出于集体偏好的一种理念，完全与温州模式发展南辕北辙。

　　还有一些学者以计划经济思维来看待温州农民的创业创新，习惯于指责温州农民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其实中国指令性计划的盲目性，远甚于温州农民的盲目性；中国的计划经济造成的投资失误，远甚于温州农民的投资损失。同时温州模式的活力，也正是在于温州农民的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当中，如果真的没有了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大概也就没有了温州模式的真正活力。

　　四、温州模式姓资姓社争论的深深思索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82《宪法》”第一个修正案。这次修宪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允许私营经济”的规定。这就在宪政层面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进展。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姓资姓社却仍是一个焦点，尽管影响已越来越弱。

　　1、正确对待解放思想中的反复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浙江以姓资姓社争论为主线的思想解放进程，再一次出现重大反复。这一状况累及当年全省工业生产总值仅增长6.9%，比上年大幅回落17.5个百分点，199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亦增长8.6%，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低增长率。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台经济则惨不忍睹。温州1990年工业仅增长5.8%，台州1990年GDP仅增长4.8%，都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过的低增长。

　　就在1991年底，中国的改革开放快进入第14个年头的时候，省内一家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篇论文，把姓资姓社问题上升到了“导致和平演变”的高度。这篇文章指出“认为经济工作不必问姓‘社’姓‘资’，这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 。“对于改革开放中任何一项重大措施的出台，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强调“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阶级观点来处理有关的重大问题”，告诫理论界不能“只热心于、埋头于纯理论学术的研究”。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不得不令人正视的问题。这就是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并不缺乏以“左”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的思潮，也不缺乏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评判姓资姓社问题的市场。我们之所以在一个时期内难以见到公开强调必须问问“姓资姓社”的文章，就是因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温州模式的力量太强了。

　　1992年2月份，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终于掀起一个新的改革高潮，浙江围绕温州模式展开的以姓资姓社为焦点的争论，从此逐渐淡化，而浙江的思想解放，也进入了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为主线的新阶段。这也告诉我们，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倾听群众呼声，都必须善待群众实践，都必须以群众利益作为执政为民的准则。解放思想不能中断，政策和言论必须经得起历史考验。

　　2、正确对待“范仲淹两难”

　　范仲淹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有这样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好描述了浙江各级干部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中的两难处境。

　　作为党和政府的干部，有一个如何实施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这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一个为官准则，“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党和政府任命和领导下的官员，必须在党所确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思考问题，指导自己的行动；必须遵守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必须遵守最起码的官场伦理，近者必须直接对自己的任命机关负责，远者必须对党中央负责。换句话说，官员在基层从事领导工作，必须上对得起任命机关和党中央。

　　作为党和政府的干部，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实践的问题，这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另一个为官准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一般地讲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不会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当前处于思想大解放、制度大变革的转型时期。这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群众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不可能事事处处符合党和政府的政策，甚至有可能越出传统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此时，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更重要的是“离经叛道”式的群众实践，有时事关群众的基本生存，这时，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官员在基层从事领导工作，必须下对得起生你养你的人民群众。

　　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有百般阻力，千种难处，而就现时来说，“范仲淹两难”则是一个比较典型和比较大的难题。纵观浙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解放思想进程，就遇到了这种“范仲淹两难”的问题。

　　当年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开常委会的时候，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另一边；省工作组指责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用[21]。1982年6月12日，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和县长林克己的职务被免职，不久还免去了其他两位副书记的职务[22]。乐清县委领导为他们实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官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浙江还是有相当多的干部，在这种“范仲淹两难”中，既实施好了党的方针政策，又较好地保护和促进了群众利益。比较典型的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当时面对群众要生存的严酷现实，谢书记审时度势，从党的方针政策中看到了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巨大空间，顶住巨大压力，提出了以贸兴县的重大战略。

　　所以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应最大限度地顺应人民群众要求，避免给基层干部制造这种“范仲淹两难”，让他们无所适从。即使当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践产生矛盾的时候，对于干部处理，也一定要慎而又慎。

　　基层干部也要注意方法策略，充分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实施的渐进性，发挥好群众实践和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缓冲器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具有如此巨大区域差距的国家，党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多数地方的，而对于一些改革发展较快的区域，有时不免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问题。这时，既要保护群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注意尽量在原则问题上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坚信随着实践的推进，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也会作出积极调整。

　　其实范仲淹本人也给这种“两难”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事实上不可能要求所有官员都能做到。但作为一种更高的为官准则，作为一名党和人民让我们负起重大责任的干部，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做。如果真的抛弃了个人患得患失的种种忧虑，就一定能够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做出解放思想上的巨大成就。

　　3、超越思想局限看姓资姓社

　　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无论是计划与市场也好，姓资姓社也好，我们都必须超越传统思想局限，按新时期的新要求，进行新的认识。

　　其实把改革开放的一些做法，简单地判断为姓资还是姓社这种思想方法，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做法。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人们的思想也是没有固定的模式，而人们的行为更是不以个别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用姓资姓社这种非此即彼的眼光来审视世界，鉴别人们的行为，以此作出“是或否”的取舍，等于是把无限的世界有限化了，本身就是违反了唯物辩证法，倘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大概也是不会同意的。

　　任何社会的道德和意识形态，都受这一社会所处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农村尚处于以自给性农业为主的状态中，城市则仅有少数现代设施和产业机构，全省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整体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在这样的一个时点，要务就是回归习俗、回归传统社会，回到人们习惯遵循、自然而然的一系列做法上去。而决不是追求什么“一大二公”和纯而又纯的所谓社会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极大的调动人们创业创新积极性，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极大优越性。

　　五、我们肩负着远比姓资姓社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关于温州模式姓资姓社的争论，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我们今天回顾这段过程，一方面看到了传统思想的顽固性，新体制新机制成长的艰难性；另一方面、同时也更重要的是，我们更认识到浙江以往的改革发展得益于解放思想，未来的改革发展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是一个远比姓资姓社争论更为重要的历史职责。这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着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感召唤之下，我们再来看那段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可以给我们全新的启迪。

　　1、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创业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对于少数反对温州模式的人士来说，温州模式姓资姓社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它确实姓资，那就应该一棍子给以打死。但对于支持温州模式的人士来说，温州模式姓资还是姓社其实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温州模式不姓资而姓社，一方面是不给反对温州模式的人以口实，更重要的是为民间创业创新赢得宝贵时间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对于支持温州模式的人士来说，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姓资姓社本身，关键还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给民间创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

　　2、解放思想不应回避重大问题争论

　　“不争论”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改革策略。但这决不是无条件的，对于那些出于好意而对改革开放提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争论。但如果奇谈怪论搞乱整个社会的思想，使得进行实践的人莫衷一是，那就必须给以还击。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一些攻击改革开放的奇谈怪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身体力行，驳斥那些说“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24]的人，“连基本常识也没有”[25]，他老人家一锤定音，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终于确定。所以说，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是大非前面，我们还是要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大胆地驳斥那些极“左”言论，积极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主张。通过积极争论来取得重大问题的社会共识，通过理性争论来凝聚改革发展的积极力量。

　　3、解放思想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浙江的物质生产水平在一个短时期内有了迅猛提高，但思想转变有时不得不待以时日。我们当然迫切希望加快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思潮的转变过程，但也应该看到思想转变具有特殊性，应该充分允许这种转变的渐进性。极“左”派人士习惯于无限上纲上线，动辄就把一些不同意见说成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今天就决不能这么去做，需要正确地对待持有不同意见、与群众创业创新实践距离较远的人士，不仅允许他们的思想有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而且也可以有他们发表自己思想的公开阵地。

　　宽厚地对待和容纳不同的思想，前提当然就是不在根本上影响改革发展大局。这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指望短时期内改变中国的一切，我们自有比姓资姓社争论更为紧迫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造和谐宽松的经济社会环境，化腐朽为神奇，形成更强的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合力，是一个更为紧迫的要求。

　　4、解放思想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中国当前仍处于重大经济社会转型之中。这就决定了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解放思想要求，当一个阶段思想解放的目标实现以后，新的解放思想的目标又会产生。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以往三十年的思想解放是单一线索的，而未来岁月中的思想解放则是多线索的。

　　――推进浙江精神转型。浙江精神是从传统农业社会产生形成的，有三个较大缺陷。一是缺少法制精神，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使得法制成为皇权随意揉捏的面团，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法制精神均较弱；二是缺少科学精神，浙江人和浙江企业家重经验轻知识，全社会的知识和科学水平均较低；三是缺少协作精神，那种一方赢家、另一方为输家的零和博弈决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各方都能在共同的充分竞争中增进自己的福利，协作创造价值。我们今天弘扬浙江精神，也必须解放思想，也必须充分认识浙江精神转型的重大战略要求，尽快实现浙江社会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

　　――推进发展方式转型。三十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的制度因素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支撑因素是“两低”，即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前者使得浙江产品“打遍天下无敌手”；后者使得浙江形成了一种“豆芽菜”型经济，迎合国内外低层次需求快速生长，但却存在着根基不稳、技术落后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利用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需求正在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有利机遇，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浙江经济，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转型。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转变仍极其有限，甚至没有转变。政府规模仍过大，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仍管得过多，介入过深，效率较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关键是要跳出政府自我利益锁定，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重，以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为重，进一步放松规制，减少政府规模，弱化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事务的介入。同时要强化依法行政，强化政府决策科学性建设，真正形成一个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政府。

　　――推进执政理念转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是执政党面对经济社会重大转型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首先是要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按照传统理论，执政党是代表统治阶级领导这个国家，但在阶级斗争结束，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充分代表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的全体人民，必须充分兼顾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来治理这个国家。其次是坚持民主执政。这是我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再次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进程，仍具有较强的人治色彩，受到领导人偏好的较大影响，只有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我们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卓勇良

    从个人感受角度来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在哲学研究中被称之为二元论，而就个人来说，则是整合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认知，以及对于自我内在感受的一种描述式理解。其实可以把唯物主义理解为宏观哲学，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微观哲学。而这两种哲学的不同之处，只是从宏观和微观这样两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世界。

    一、唯物主义是宏观哲学

    从宏观角度看，也就是跳出自我的角度看，世界的本质当然是物质的。当然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这些肯定不会有问题。世界先于我而存在，不因我的消失而消失。在我不知道美国以前，美国当然是客观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古人的一些话当然都没什么错。

    战国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东汉王充：“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南朝范缜：“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明朝王夫之（船山）：“气者，理之依也。”“天下唯器”，“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客观物质世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则还需要主观认知能力的增进才能实现。即人们必须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物质世界。这也就是说，物质世界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很多细节，很可能是绝大多数细节，我们都不知道。一些古人认识到世界是客观存在，但地球是圆的，宇宙无限等概念，则还要等待知识的发展才能形成。

    这就是说，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本身，还需要与主观意志的结合。这也进一步表明，问题似乎还不在于是不是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还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有限性，而且个体只能以这种有限感知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二、唯心主义是微观哲学

    我们现在缩小尺度，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觉得这儿可以有一个判断，这就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世界是以我的存在而存在的。

    在这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构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世界。试问如果没有了他，对他来说，这个世界还有意义吗？对他来说，他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是第二性的。如果进一步放大，则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的他，宇宙万物虽然还会存在，但这个宇宙还会有意义吗。

    所以说，在我不知道美国以前，尽管美国是客观存在，但对我而言，美国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美国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有了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这个角度看，古人的那些话也没什么错啊。

    宋朝哲学家陆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明朝哲学家王阳明：“心外无物。”

　　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感觉的组合”、“观念的集合”。

    朱熹：“理在事先。”

    所以这个唯心主义，按照我的看法，是个人心灵感受的一种哲学。是理解个人存在，以及个人与客观物质关系的一门学问。个人当然是真实的，这是具有客观事实依据的。好比说，有人打我，只有我感觉到肉体的痛楚，而其他任何个人是不会有任何肉体感觉的。如果这个具体的个人不存在了，那么与他所形成的一切关系当然也都不存在了。所以法律不追究死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因为这种追究毫无意义。

    这儿又产生了一个哲学命题，即作为个体的他，和作为集体的他之间的关系。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何来集体。个体应该是集体的本原。进一步看，个体生存的顽强性和对于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强烈追求，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由于还存在着千千万万个的他，因此他自己的存在并不重要。这样就会构成一个典型的合成谬误，即整个群体都觉得自身的存在并不重要，这就摧毁了顽强地活着和顽强地追求，这个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理念。如果远古时代的人类没有这种顽强活着的意念，很可能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

    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结合才是完美的世界

    因此就“我”这么一个特殊的个体而言，世界以这个具体的我为中心而展开，世界随我消失而轰然而倒。然而我之外的世界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我，世界照样存在，一年四季照样发生变化。在这里，唯物主义是关于解释外部世界主观认知的一种理论，唯心主义则是理解自我内心感受的一种理论，各有其势力范围。

    因此，作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自我感受领域，即在微观领域，并不能替代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如果真要这么做，那会导致极度的自我膨胀，产生一系列很荒谬的问题。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后期出现重大错误的一个思想原因。同样，在宏观领域也不能用唯心主义来替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那会使人陷入极度的利己主义。只有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我们个人才能完整地观察世界，全面地认识世界，更好地生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才是完美的。

    当然这种结合会有一个度的要求。“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应该唾弃的。如果作为个体的人都是这种世界观，那可能也不会有人类的今天。而且在相当场合，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母亲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孩子，又如共产党员在刑场上，又如这次雪灾和地震灾害当中一些先进人物忘我表现。

    但“大公无私”，“灭人欲、存天理”，显然也不是常态。我们要尊重个体的自我感受，尊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因为这是全体人类存在的本原。在局部时候、在特殊情境下，也并无不可。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时间，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大公无私”，这就非常不现实了。以这样的观念来制订方针路线和政策，很快便会导致天下大乱，这都是我们看到过的。

    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宏观认知与微观感受相互结合、相互融合的世界观。这就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所谓世界，是由人和客观物质共同构成的，是客观存在和主观存在结合的产物。缺少任一部分，都不再是完整的世界。

    人和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物质世界是客体；微观个体是有限的，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有限的个体存在于无限的客体之中，无限的客体被感知于人的主观世界。如果没有了人，虽然客观世界仍然存在，但这种存在毫无意义；如果没有了客观世界，当然也就不再存在我们人类。

    在任何时候，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限的。由于客观世界的无限性，因而人的认知过程也是无限的；而由于个体的有限性，因此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则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认知而展开人类的各种物质活动，就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因为实在不知道人类的行动会导致何种破坏性后果，所以我们始终应该对于客观世界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态度。

    四、为什么需要强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当然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在非欧几何中，三内角之和就不等于180度，没有人会说这个结论是错的。我们现在解放思想，需要倡导的，就是要强化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而不再是一种单一视角的对于世界的认识。

    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理解世界，可以更好地认识以人为本的实质。不仅要强调作为集体的“我”，也要充分尊重作为个体的“我”，而这是当今中国比较稀缺的。正是这种对于作为个体的“我”的严重忽视，导致了中国发展的停滞。纯以科技发展而言，中国古代有非常灿烂的科技史。中国南方农业大致在宋朝就达到了20世纪初期的水平，北方农业则在唐朝就大致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经济社会发展却长期停滞不前，其根源是在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里，容纳不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个人的思想活力、个人的创造力、个人才华的高度发挥，创造发明的社会性应用，都遭到了粗暴的压制。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高高举起人文精神的大旗，尊重人的心灵感受，尊重人的内心世界，尊重人的思想和个体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而进一步强化从客观世界角度来认识这个世界，则可以较好地解决一连串的问题。首先是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人必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作为主体的人只有存在于客体的物质世界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本身，当客观物质世界遭到破坏的时候，人自身的生存也会产生问题。其次是可以更好地解放思想，客观世界是无穷的，人的认识在理论上也应该是无穷的，但如果把思想禁锢起来，停止认识的深化，则就意味着不再承认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了，同时也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显然就违反了客观规律。

    当然，如果有人抬杠，说没有人类，世界也会是客观存在的。是啊，没有人类，世界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可是这样的世界，与你我何干。而且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你我，连世界这样的概念也不再存在。这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以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否定人的主观存在，更没有必要以人的主观存在而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在是没有必要把唯物主义与唯主义对立起来。这就像没有必要把东风和西风对立起来一样。为什么非要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呢？为什么两种风就不能同时吹呢？西半球吹西风，东半球吹东风；上半年吹东风，下半年吹西风。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主观认识是如此的高度局限，为什么又一定要作非此即彼的生硬规定呢。罢黜唯心，独尊唯物，实质就是否认世界观的多样性，也是姓资姓社争论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哲学原因。

    这么一篇小文章当然不可能说清楚这么一个大问题。但长期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成是对立的两门学说，特别是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反动的、荒缪的，很可能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把唯物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把唯心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路线斗争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两门学说，可能更是错误的。而且在不尊重思想和个体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现在提倡解放思想，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也应该展开深入的讨论。

卓勇良

 　　最近浙江有两名企业家自杀，深深为他们哀悼。其中一位郑亚津曾在1990年前后见过，当时他们的企业正在组建为股份制公司，是一位颇有雄心壮志的人。股份制公司尚未宣布成立，他就说以后要去上市。

　　不过情感和理性有时是不相容的。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负盈不负亏的情绪。最典型的就是股市了，大盘跌了就有人要求政府救市。政府当然有他的问题，比方说，不应该在深夜偷袭；比方说，监管还大有改进之处。不过，如果老是大盘一跌，政府就来救市，那么中国股市就真的没希望了。

　　我们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其实它在微观层面上是很“恶”的。个人和家庭必须独自承担风险，破产之后，除了生活救济外，政府绝不可能给你几个子儿，来弥补你的损失。而计划经济在微观层面上却是很“善”的，它把你从摇篮到坟墓全包下来了。

　　然而，恰恰是这种市场经济在微观层面上的“恶”，导致了宏观层面上的“善”。由于具有足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全社会经济效率较高，人民群众生活改善较快。

　　而计划经济在微观层面上的“善”，却是以其在宏观层面上的“恶”为代价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团体缺乏必要的激励和约束，生产要素不能有效配置，全社会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崩溃性局面。前苏联在解体前的80年代末期，连煮粥用的小米，也只能在特权商店里买到，而且一次只能买两公斤。你说，人民群众能从这种计划经济中得到最大利益吗？你是要市场经济的“恶”，还是要计划经济的“善”呢？

　　前几年，我们的经济顺风顺水，钱很容易赚。这其实是挤了劳动工资实现的，而不是依靠企业内在的创新机制实现的，这种状况就其根本来说，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以这种状况作长期投资决策的依据，肯定会出问题。

　　这当然不是事后诸葛亮，中国传统文化就充斥着大量这方面的思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百密一疏”。而且，经济增长本来就是有周期性的，有所谓长周期、短周期等，经济学教科书上充斥着这些字眼。

　　一些民间人士也在这方面深有体会。一次座谈会上，一位90年代从检察系统“下海”，现在很被网民推崇的一位投资专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总结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手上一定要持有一个最低水平的现金，以应付不时之需。现金就是流动性，失去流动性的企业，就好比草原上落入狼群的羊，毫无抵御能力，处境十分凶险。

　　当然，这位投资专家的经验还可以做一些改良。如在形势整体较好的前期和中期，不妨把流动性定得低一些；而在较好形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及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不妨把这种流动性定得高一些。不过这里又出来了问题，这就是如何判断形势。当实在看不清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是把流动性定得高一点，把愿望定得低一点吧。

　　个人必须对其行为负责，这是现代社会的一条准则。如果一个心理坚强的企业家，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挺过去，也许真的就挺过去了。这就如浙江的华立集团前几年遇到困难，最后都遇凶化吉一样。所以如果决策上一个大项目，就一定得评估自己，是否具有足够的物质、心理和管理能力，来承受和解决由此而生的种种问题。这大概也是郑亚津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遗产。

　　　　郑亚津，安息吧！

卓勇良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写到激动处不禁会热泪盈眶。这个有着一部不堪卒读近代史的国家，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1978年，终于结束了历史重大转折期的长期混乱，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变化，莫过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初步确立。一大群农民从改变自身福利开始，开始了创世纪的革命性变革。谁也没有想到那些毫无技术含量、只能挣些蝇头小利的卑俗行为，只用了不太长的一、二十年，农民的经济组织就完全取代了国有企业，构建形成了具有人格化产权关系的微观基础。

    世界是谁创造的？是我们大家共同创造的。但是仅仅创造这个世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而这需要激情，需要个体自由，需要高度的自主。为什么陀螺仪能始终指着北方，因为它有着一个万向托盘，不管陀螺仪的位置如何变动，指针始终能不受拘束地被地磁极所吸引。

    对于我们万物之灵的人来说，其实最宝贵的就是自由。只有在那种无拘无束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创造性智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我们会犯错误，我们有时会偷懒，我们有时会情感化而不是那么理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的可爱之处。如果非要有一个聪明人来管着我们，那么我们在消除这些缺点的时候，我们的创造性也会随之消失。

    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实就一个经验，这就是一个“放”字。放开施加于百姓身上的种种束缚，放开施加于市场之上的种种管制，放开施加于基层政府身上的种种清规戒律，经济社会活力就会如泉喷涌。

    中国的改革还远未结束，中国的发展也还远未见顶。仅仅是经济行为上的高度自主，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还有一系列配套改革。而今日之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即使2020年GDP总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人均GDP也仍然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我们能赶上美国吗？也许能，也许不能。但就现状而言，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内，我们决不可能赶上美国。而我们的环境则将比美国更恶劣，资源比美国更少，空间比美国更拥挤，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生为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太大选择空间的，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挑战，更是中国人的激励。

    （2008-8-24，于奥运会闭幕时）

卓勇良 

　　2008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条件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目前，支撑国民经济长期粗放增长的廉价劳动和低层次需求终于出现根本性变化的重要迹象，这就将有力促使中国国民经济形成一个全新的增长格局。

　　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短缺的重大转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数据，中国的就业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2008年达到相等之后，将出现年度新增就业人数高于年度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状况。虽然由于存在着历年积累的剩余劳动，劳动的总量短缺将延迟几年出现，但由于新增就业需求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因此从2009年开始，将出现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短缺。

　　浙江各地对于劳动力短缺早有深刻感受。湖州织里的缝纫工，早在三五年前，每逢春节后，就会出现一工难求局面。前些天我们去一家房地产公司调研，老总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找不到民工，再如杭州城里保姆长期难找，这些都是劳动力总量短缺的重要征兆。近年来，浙江工业企业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基本反应，就是减少从业人员增长，2004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15.6%，此后逐年减少，而2008年一季度则同比仅增长3.6%。

　　其次是商品出口出现重大转折。影响中国商品出口增长的因素较多，但其中商品出口增长空间缩小和出口成本上升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根据WTO公布的数据，中国2007年商品出口总额为1218亿美元，已占世界的出口商品的9.0%，超过美国，以低于德国109亿美元，列世界第二。所以从这一状况看，不管今后世界商品贸易形势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都存在着商品出口增长空间有限的问题。假如再持续保持高达2位数的商品出口增长，就会大大挤压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的双边和多边贸易磨擦，所以商品出口增长的市场环境将越来越不利于中国。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总的也将是一个较快上涨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工资上涨、其它要素价格全面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所有这些都将大大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中国海关公布的第一季度主要出口商品数据显示，在数据完整的28种出口商品中，出口金额增长快于出口数量增长的商品有18种。十分明显，在劳动密集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情况下，中国商品出口将出现高级化的重大转变。

　　再次是宏观经济结构将出现优化的重大转折。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收入将较快增长，从而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将出现提高、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将出现下降。由于劳动收入相对于财产收入具有更大的消费倾向，因此消费比重必将随之而较快提高。同时由于资本利润占GDP比重减少，如果储蓄率不变，则投资比重亦将随之下降。在这一格局下，中国经济长期来未能解决的消费增长较慢、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比重较低、积累比重过高的顽症，将发生积极的逆转。十分明显，在这些局面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将出现根本性转变。

　　――企业高利润率时期行将结束。随着分配天平向劳动者倾斜，既降低企业利润率，也降低其利润增长速度，同时还意味着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下降。与此同时，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也将放慢，至少企业所得税这一块的增长将相应放慢。这10余年来，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双双超高增长，相当程度是挤压了劳动收入增长实现的，因此并不能认为这就是高的经济效益导致的。而在这以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相对较低增长，部分因素也将是工资增长较快导致的，因此也不能认为这是效益下降了，关键还是得看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

　　――经济增长格局向内需主导的型式转变。当劳动出现短缺，同时其它主要经济变量也随之发生变化的时候，将会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格局转变。企业由于劳动等要素“挤压”力度加大，就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同时由于消费“拉动”力度增长情况下，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国民经济终于有望从根本上转变以往不合理的增长方式。

　　――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加速。一是制造业结构将加快优化提升，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加快提高，制造业的档次较高产品需求将增加，从而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势提升；二是服务业发展将加快，在收入增长加快情况下，城乡居民就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劳务需求，同时在经济规模扩大和进一步充分竞争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亦将加快。

　　――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放慢。虽然在低利润状况下，企业可用资金减少，从而减少投资，放慢资本扩张和产能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增长加快，消费增长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然而当前也遇到了企业销售增长放慢、利润增长速度降低，个别企业甚至出现了财务状况恶化的严峻局面。当前的微观经济问题主要是企业对于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出现转折性变化之后导致的适应性困难，但这也确实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因为如果应对不当，非常有可能危及今后长期稳定健康增长。对此提出四点判断和建议。

　　一是当前企业困难是局部的。今年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虽然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同期提高16.6%，尽管下滑幅度很大，但利润总计仍比上年同期增长14.5%，以平常心看，这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增长率了。显然，今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企业效益的两极分化，财务恶化只是少数企业，多数企业财务状况仍然较好，这得归功于我省企业较早察觉到了宏观经济的变化，几年前就开始了持续的适应性调整。进一步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比例，并没有较大上升。去年一至四月份有19.5%的企业亏损，今年则是21.0%，仅上升了1.5个百分点。因此总体而言，尚没有出现亏损企业那种蔓延式的增加，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仍比较坚实。

　　二是当前企业困难是短暂的。特别是一些摊子铺得较大，长期流动性较差的企业尤其困难。这实际上也是隐性问题的显性化，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应看到，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也因国际收支恶化，金融紧缩，出现了企业由于开工不足导致效益下降的现象，1965年，日本的企业破产数达到6000件左右，是1963年的3倍。1965年年中，日本政府发行了2590亿日元国债，这一次衰退很快就在东京奥运会一年多后，也就是1965年10月达到底限，日本又迎来了历时4年9个月，年均增长率12%的“伊奘诺”景气时期。中国经济当前仍存在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坚实支撑，关于日本经济在东京奥运会前后短期变化的经验，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

　　三是确立当前宏观格局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政府应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分析经济形势，向企业提供全面的、积极的信息，从不利的局面中寻找有利的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引导企业建立积极预期，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当前形势。同时也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当然，政府也应该避免以往对企业过分关爱的做法，通过这次困难，坚决淘汰一部分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财务严重恶化的企业。

　　四是加快转变增长机制。促进增长动力由以低成本劳动支撑为主向技术进步支撑为主转变，贸易结构由出口增长为主向国内和国际贸易并重增长转变，企业资本运行由大量投向省外传统行业和进入楼市股市等、向重新回归省内先进制造业转变。

2008-6-10　下午在杭州的办公室

卓勇良

　　在洛杉矶开始感冒，一直未见好，且有所严重。原本昨晚当地时间1点40分起飞的国航班机，已滑行了一段距离，正等待塔台指示准备起飞时，突然说是出了机械故障。这一拖晚点了3个多小时，使得我们在北京换乘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我们在北京下机时被告知，要我们去国航柜台办理换乘手续，并要把行李取出，然后重新托运。告知我们这些信息的是一位面无表情、20来岁的国航工作人员。我们问他，行李超重和超件怎么办？在洛杉矶机场免税商店购买、随身携带的化妆品怎么办？国航小伙子一概不知。

　　我们要求见他的领导。小伙子带着嘲讽似的口吻说，“我们的领导不可能来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去见他”。

　　（下图为经国航小伙子同意后拍摄的服务胸牌照片)

　　刚刚在美国享受过优质服务的我们这一群人，面对这反差如此大的服务，顿时群情哗然。我们中有人质问，我们买的是到上海浦东机场的机票，不但行李不应在北京取出，换乘的手续也应该由国航事先替我们办理，我们在北京唯一要做的，就是被告知乘哪班飞机，然后在候机大厅等待从北京到上海的航程。国航小伙子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我只是被要求带你们去国航的柜台办理手续。

　　这一下更激怒了大家，有人干脆骂了起来。国航小伙子铁青着脸与我们这帮人理论。这时我说，国航不重视旅客基本权利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妥，骂人虽然不对，但先错的是你们国航。其实飞机在洛杉矶机场所谓的机械故障就十分可疑。如果塔台及时给出起飞指令，这故障岂不是发现不了，然后不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吗。所以这机械故障很可能也是国航编造的一个故事，只是在这个故事里根本就没有旅客的地位。

　　随着这位国航小伙子，我们一行拖着一大堆行李，从二楼到四楼，兜了一大圈，来到办理换乘手续的队伍后面。这时，国航小伙子扭身立马就走。我们在背后叫他，他连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其间这小伙子还叫来两个同伴，大概是怕吃眼前亏，特地叫来替他“保驾”。这小伙子显然只是他上司的一个工具，乘客与他毫不相干，毫无服务意识。

　　这时，我拉上江，越过排队人群，向着柜台大声问“经理在吗？”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人向我走来，很牛地说“有什么事吗？”。我向这位票务经理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马上替我们办理换乘手续，二是妥善处理行李问题。当发现他们去上海的机票有点紧张时，我说，也可以直接去杭州。

　　国航经理说：“机票是有价证券，不能随意变更”。我当即说，“是啊，机票是乘客和航空公司的合同，你们更不应该随意变更对我们的承诺”。

　　国航工作人员的潜意识就是只想着机票对于旅客的约束，却根本不去想想机票对于他们自己的约束。充分尊重旅客权利，积极提供最佳服务，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从我们这起换乘事件中可以看到，在具体工作中，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意识。这一原本举手之劳即可解决的事，偏偏要生出这么一些故事。面对奥运来临，不知他们将如何应对。

　　国航票务经理显然意识到了自己出错，不再吱声地转身和他的同事商量一阵后告诉我们，可以让我们换乘11点多的班机直接去杭州，同时也没有提到补机票差价问题。就这样，我们经历了这一小小的、不愉快的换乘事件以后，于6月10日1点10分在萧山机场落地，结束了为期21天的访美行程。

2008-6-8　于洛杉矶机场

卓勇良

　　圣迭戈是美国西海岸最南端的城市，距墨西哥边境只有20公里。来这儿的最大的收获是参观了圣迭戈军港。

　　这是一次计划外的活动。陪同在路上介绍这座城市时说，可以乘船游览圣迭戈海湾，需要我们每人出18美元，如果运气好，可以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

　　还没上船，就看到了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第41号航母，中途岛号。当船向着海湾口航行的时候，一艘艘现代化军舰渐次映入眼帘，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正在参观一座军港。

　　圣迭戈现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支援基地。包括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在内的舰队半数以上舰艇均以此为母港。网上有文章介绍说，这是美国海军本土三线基地网上的重要节点。

　　我们此行看到了三艘现役航空母舰，不过由于气候不好和距离太远，照片效果不佳。

　　这儿有科罗拉多酒店，著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温莎公爵，就是在这里与一位美国寡妇堕入情网。

树立于中途岛号航母边上的“和平之吻”塑像

2008-6-5　在拉斯维加斯

卓勇良

　　在拉斯维加斯唯一要做的就是赌博。这个建在沙漠中的城市，是以千方百计引诱你去赌博而展示其迷人风姿的。

　　拉斯维加斯距洛杉矶四百公里，然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天时间才到。陪同拉我们去了两个工厂直销区，大家留连往返，乐不思蜀。这儿不但商品丰富，而且都是价格便宜的名牌。如POLO衬衫，牛津布的只要50至70美元，便宜的只要10几美元，T恤大致也是这个价格。耐克球鞋便宜的只要30多美元。

　　在这里，你其实就等于是置身于一个大赌场之中。酒店大堂和赌博大厅连为一体，酒店前台只占了很少一角，我们这一群中国人就在这赌场里等着拿房间钥匙。老虎机闪着诡异的灯光引诱我们去喂钱，轮盘赌、21点、百家乐神秘地展示在我们眼前，而我们这群人则似乎急于去小试身手。

　　然而这里也确实是一颗美丽的沙漠明珠。这里的酒店造价，动辄就是数亿数十亿美元，米高梅公司正在建的一座酒店，造价高达70多亿美元。目前最大的酒店有7000多个房间。晚上去参观的威尼斯酒店，在其二楼构造了一个真实的威尼斯水城风光，有一个模拟蓝天的顶棚，建有一条小河，河上居然还有船，船工不时唱着意大利歌曲。

　　这些在酒店里构造出来的街道，比杭州的名品街更胜一筹。全世界最好品牌的商品几乎都在这里设在专卖店，如LV、NIKE、GVP等。赌客们一旦蠃了钱，可以在第一时间里给他们的情人买最好的礼物。

　　陪同说去年有一位中国的神秘客，一个星期输掉了四千万美元，也不知道真假。有一位北京房地产商的太太，在这儿等移民批准，一年时间里输了900万美元。陪同还说，有一天在赌场别人向他介绍了杭州某著名商店的老板，说他是这儿的VIP客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这儿，来一次大概会输掉一、二十万美元。

　　就赌客而言，老虎机蠃的概率是40%，轮盘赌蠃的概率是47.5%。其它如21点，则蠃的概率就比较小了。陪同说，这里的规则是赌蠃不赌输。如果你了，应该乘胜追击，继续赌，即使接下来输了，就权当没有这回事。如果输了，则应适时停止，免得越输越多。据他说，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因赌而跳楼的事。

　　如果你觉得运气好，就去赌一把；即使输了，也权当娱乐。如果你觉得运气不好，还是离它远一点吧，免得把你那几个小钱输没了。

拉斯维加斯的巴黎饭店夜景